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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喂，大姐，方便接電話嗎？” “還不行，我和‘活活’她們還在開會，等一會兒我打給你。”姐姐壓低聲音說。 “開會？好。”聽到那邊有點吵，我掛了電話。 “活活”？這名字如窗外未出閣的月亮，朦朧的月光灑在桂花樹上，半陰半陽，若隱若現，微微的涼，淡淡的香。 “活活”真名黃月，據說是八月十五晚上生的，當時正值月亮升于東山之上，所以起名“黃月”。她比大姐年長幾歲，只上過一年學，與姐姐是“鐵姐妹”，曾當過村里的婦女主任。俗話說“三個女人一條街”，村里的婦女幾十號人，開會的時候就像趕圩一樣，沒有大嗓門是壓不住的。黃月的講話不僅能讓大家如雷“灌”耳，還常常讓人捧腹大笑。 第一次從鄉里開會回來，她“壯”夾“漢”地傳達了會議的基本內容，最后慷慨陳詞道：“我們要‘團結緊張，嚴肅活活’。”下面的人面面相覷，一臉茫然。她以為大家聽不清楚，又把嗓門開到最大，重復了一遍。 “是‘團結緊張，嚴肅活潑’吧。”正在衲鞋的謝家新媳婦低聲說道，大家反應過來，笑聲直沖云天，掀開樹梢上的云。 “‘活潑’——‘活活’差不多，差不多。”黃月臉上的羞紅像月光下的映山紅。 她看了一眼只有符號沒有文字的會議筆記本，接著又說：“大家靜一靜，我還講一個通知。隊長讓我們明天趕早點，在打谷場集合，然后一起去種‘毒’。”她的話音剛落，會場又一片寂靜。“種‘毒’”？ “是種‘豆’吧？”謝家新媳婦很快領悟黃月的“言外之意”，稍稍提高聲音說道。 “哈哈……”有人捧著腹，有人擦著淚。能把會議開得如此之樂，也許只有黃月了。 “種豆！種豆！”黃月低頭看了一眼本子上自己畫的豆子，抬頭望了望謝家新媳婦，那眼光比月光還輕。 “活活”這個別名由此誕生。 “活活”的快樂經常“批量生產”。有一次，她上街買松緊帶，把“松緊帶”說成“衛生帶”，售貨員不明白她要買什么。最后她連比帶劃，做拉弓狀、圍腰狀，最后露出里褲的松緊帶，售貨員才明白，圍觀的人里三層，外三層，笑聲被擠到了熙熙攘攘的街上。她還把“羅漢果”說成了“羅果”，如果不是售貨員多問了一句，知道是她奶奶咳嗽，讓她買“羅漢果”，“活活”將釀造一場悲劇。 慢慢地，村里的人幾乎只認識“活活”，僅有少數人知道“黃月”。猶如一些人，只知道“紅薯”，而不知道“地瓜”，只知道“月亮”，而不知道“嫦娥”，更不知道“嬋娟”。 但“活活”記事法，曾流行一時，被廣泛運用到英語學習中。當年有九個班的南泗中學，只有一個英語老師，而且還是代課老師。每一個單詞，老師只教一次，課文也如此。不會讀，怎么記得住？當時缺少錄音機、播放機等輔助工具，大家學習“活活”的同音記憶法，在如蟻的英文字母下標上方方正正的中國漢字。比如：jeep——去北，book——撲克……利用這種“中西結合”的英語學習法，從一張一合的櫻桃小嘴里吐出的英語單詞、句子、課文，個個都“花枝招展”的，像極了身穿花紅旗袍腳穿跑鞋跳廣場舞的大媽，更像腳趿橡膠拖鞋手搖蒲扇喝著咖啡的鄉村婦女。但正是這種不成文的學法，成就了不少人的大學夢。如此想來，“活活”的“快樂法寶”與大觀園的劉姥姥似乎有著親戚關系。 大姐比“活活”幸運，讀到高小，是學校出了名的“學霸”。有一次，她胸戴大紅花，被鑼鼓聲簇擁著走進我們家的廳堂。家里站滿了人，我鉆過人縫，擠到大姐的身邊，仰望著比我腦袋還大的紅花。它像一個小小的太陽，四射的光芒流瀉下來，落到我的身上，落到凹凸不平的廳堂地板上。 但好景不長，生產隊分單干了。我們家只有母親一個勞動力，父親和哥哥在外面工作。媽媽一個干不了那么多活，大姐只好選擇輟學務農。 那年春寒料峭，老師三番五次到家里勸姐姐返回學校，一次次與媽媽在灶火前長談。媽媽長長的嘆息不知吹滅了多少煙火。 “沒事！知識什么時候都可以學，但莊稼過了季節再種就晚了。”姐姐頭靠在媽媽肩上，手里拿著木棍撩起灶里沒有完全燃燒的柴草。揚起的草灰，發出“噼啪”的聲音，閃亮如煙花，在低矮的灶前畫了個弧線，最后墜落在地，成了無法復燃的死灰。姐姐越是懂事，媽媽越是心疼。 好久沒到我們家的“活活”得知姐姐輟學的消息，晚飯后串到我們家的灶前，拉著姐姐的手，說道：“不怕，以后種完我家的田地，我就去幫你家種。” 一個“學霸”的命運與一個“田地霸”的命運從此捆綁在一起。 春后夏初，大姐床頭的稻草墊上長出些許干癟的發黃的春芽，那些剛冒出的針尖葉芽，雖然沒有肥田、沃土上的芽兒那么綠、那么壯，但它們細小的淺淺的綠奇跡般生長在那片枯黃上，就像沙漠中的綠洲，像幽暗里的一束光，那么耀眼。 “活活”與大姐走得更近了，她們用纖弱的肩膀扛起了家里的重擔，犁田耕地、砍柴挑擔、洗衣做飯，女人該做的事，她們做好了，男人該干的活她們也干了。她們就像兩頭埋頭苦干的黃牛，累了歇，歇會兒又接著干。生活的苦埋葬了她們的第一個夢想，她們要在田地里種下另一個夢想。 白天，“活活”與大姐在田地里干農活；晚上，大姐與“活活”坐在草垛上仰望星空，聊著永遠說不完的話。乞巧節，她們拿畚箕裝了一些米，然后把米鋪平，再用紅毛線把一只筷子綁在另一雙筷子上，成90度垂直，兩個人分別架著筷子一頭，另一只筷子就像一支神筆，在畚箕里鋪開的米上寫著字。有時她們還會唱歌，后來村里成立了文藝隊，姐姐成了領隊，每次演出，“活活”總能站第一排。每場演出必到、坐在樹杈上看到演出結束的那個人成了我的大姐夫。聽說，是王母娘娘在乞巧節點的鴛鴦譜。 大姐出嫁后，我睡大姐的床，在枕頭底下，我看到了沒有封面的《紅樓夢》與書面泛黃的《江姐》…… “喂，二妹，剛才打電話給我，有什么事嗎？”大姐回我電話。 “沒什么。只是今晚沒有見到你，有點想念。” “哦。這幾天我們都在忙著‘美麗鄉村’的事，我忘了跟你們說。” “你姐是為了大家舍小家。”旁邊的一片笑聲淹沒了大姐的話。 “就你‘活活’最會說。” 旁邊又是“哈哈”的笑聲，聽不出哪句是大姐的。歡快的笑聲流淌成一條河。 “姐夫呢？現在你一個人在家里嗎？” “沒有。你姐夫也回來了。白天他在紙業公司上班，公司包吃不包住，吃過晚飯后他就回來了。” “紙業公司？” “對呀，就在鐵帽山林場附近，現在正在建廠，聽說以后還會招很多工人。以后，你姐夫就不用到外地打工了。” “哦，那是好事。” “快點！放音樂，放視頻，今晚最后一次排練！”姐姐似乎邊接著電話，邊指揮著。 …… 最終我沒有告訴大姐，今晚我們三個當妹妹的商量著把她接到城里住的事。 窗外的夜，沒有黑暗，除了朦朧的月光，還有站得筆挺的燈灑下的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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