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閱讀過幾本有關城市書寫的書，個人認為羅海的《城市書：上海生活》在寫作方面有著自己的特色。寫作無論多么復雜，從根本上說，是屬于作者主體認識方法的具體體現。《城市書：上海生活》描述的是作者自己早年的生活經歷，是其曾經較長時間生活過的大都市上海，但此上海非彼上海。書中所描述的上海是改革開放前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的“老上海”“舊上海”。于作者而言，書寫面臨的首要問題便是站在當下，如何認識評價已經過往的事，甚至是有些遙遠的事。更主要的是，這些事并非虛構，而是作者的自身經歷，是作者作為主體參與的一種存在。在時間上，不是一晃而過，短暫的一年兩年，而是長達數十年。長時間的浸潤，生活的歷練，許多都沉淀為作者的血脈個性，成為性格的構成部分。面對這樣的客觀存在，個體的書寫如果把握不準，很可能導致情感的恣意和泛濫，或者以當下要求歷史，或者加以假設聯想。凡此種種，都有可能使非虛構滑向虛構，模糊原本面貌，消解客觀事實。認識方法的正確與否，決定了書寫的導向、情感的向度。 認識方法的正確與否制約著書寫，而羅海的處理顯然是正確的。他的正確在于把歷史歸還給歷史，把客觀歸位于客觀，把環境還原給環境，使筆下的一切都是那個時代的自我呈現。仿佛作者只是一個引領者、一個導游，邊前行邊說，不因個人愛好而添加，不因個人不喜歡而削減。一切原原本本，原汁原味。這樣看上去似乎很容易，但在具體的寫作過程中穩扎穩打，顯然非易。這要求作者能夠做到對事物把握精準，入乎其內，出乎其外，還要有情感的適度滲入，不能淪為旁觀者。無疑，羅海在書寫中做到了，不只做到了，而且拿捏得恰到好處。他把過去放到過去，把人放到人當中。 “我母親不是個有趣的人，但是一個善良的人。” “王小波寫文章說，做人要做有趣的人。好像一個人不有趣是一種罪過。我讀到這個剛開始很慌恐，后來也就釋懷了。事有萬種，人有千樣，每個人都可提出他自己的要求，都可做他想做的人，但不能強求別人。”這是作者在《母親過去的蹤跡》寫到的。 這不只是對一個人的評價，也是一種個人成長過程的認知。心平氣和，并不以個人情感偏移，盡管是自己的母親，評價的尺度也是從一個人開始，而不是因為是自己的母親而情感鋪天蓋地。這種節制、這種客觀，以放在人的大尺度上的書寫，恰是作者認識方法在文字里的正確體現。因為反映了事物本質的東西，所以那個時代本身的色彩，那個時代本身的物質構成，那個時代人的精神趨向，那個時代的世道人心，也就構成了真正的文學。這樣的書寫內容，在作者的《床》《客廳》《買書》《去電影院看電影》等篇中都有著具體的展現。 作為書寫者，畢竟是生活在當下的。過去的是經歷，當下的是現實。時間已經跨越了近半個世紀，這近半個世紀中，國家經歷了改革開放，面貌煥然一新，物質極大的豐富，社會結構日趨多元化。因此，作者的寫作還給我們提供了另外的啟發：非虛構書寫，既要能夠入乎其里，又要能夠出乎其外，不夸大，不縮小，不隱諱，不藏匿。怎樣才能不偏不倚，這里就牽涉到在書寫中作者情感的節制。作者站在歷史發展、時代發展的高度，既回溯現實，又不為現實所困，適于中而游于外，既是建構，又是解構，既在解構，又在建構，所以在眾多的敘事中，作者的文字、作者的情感始終平淡溫和，不為事困，不為情困，筆力綿綿，事出而不濫，情至而不溢。 在寫作過程中，主體性活動是一個極強的過程，從材料的選擇到結構的布局，從構思的切入到文字的落實，從句子的排列到篇章的形成，作者的主觀能動性無時無刻不在其中活躍著。在寫作主體和寫作客體的雙向構建過程中，作者扮演著不同的角色，既是事件的經歷者，又是事件的目擊者，還是事件的敘述者。在事件的具體敘述、人物的具體刻畫中，作者是追憶者、是品評者、是書寫者，構成了多重的關系和循環往復的過程，出出進進，進進出出，如果作者的主體性認識稍有模糊，都有可能導致情感的泛濫，事件的溢出，使文章的書寫改變方向，遠離表達的初衷。而羅海在《城市書：上海生活》的書寫中，給我們提供了這種認識方法上的書寫，使得事件保持應有的原汁原味，情感舒緩沉穩，一個時代的物質世界、社會構成、階層曲線、風尚取向、人生沉浮，無不活靈活現，如在身邊，如在眼前。因個體的認識方法自始至終在其中主導著寫作的過程，所以沒有延伸的枝蔓。這一點尤其值得初入寫作途徑的作者去體味。 非虛構性的寫作，其難在于對實的把握，過猶不及。寫作者是否自始至終有著清醒的認識決定著文章的成敗。俄國著名文學理論家車爾尼雪夫斯基在談到寫作時，說過這樣一句話；“要是沒有把應當寫的東西經過明白而周到的思考，就不該動手寫。”顯然，羅海在寫作之前是把應當寫的東西“明白而周到的思考”過了，那就是對寫作對象的深入認識，用認識統一對象，通過書寫再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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